我三叔是如何被算计的呢？
这得先交代一下我家那时候的家庭背景。
我曾爷爷以前是个大地主，在礼溪村有好一些田地、山地和屋地，还开了这村里的唯一的一家猪肉铺。
听我三叔说，那时候清朝还没亡国，我曾爷爷家，坐收佃租，就能确保衣食无忧。卖猪肉，山林木材收入，年年都能一分不少地存下来。
只可惜后来曾爷爷染上了鸦片烟，也就渐渐败光了家底。
我爷爷从年轻到中年那段时间，眼睁睁看着我曾爷爷把整个偌大的家败光，却无能为力。
不过那时候爷爷还年轻，家里虽然衰落，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。
刚解放的时候，我爷爷还取了个小房，也就是我亲奶奶。
那时候国家已经开始土改，不过政策还没那么快传到礼溪村这个山斗角落里头，所以我爷爷家虽然衰落，但也还算是个地主。
地主家的儿子，自然有大把人家看上。我爷爷看中了一个十七岁的姑娘，叫人去说媒，一下就成了，然后就把她娶回来做了小房。
刚娶回来半年不到，土改政策就来到礼溪村了。
我曾爷爷这个大地主的土地，被国家平均分配出去，一夜间就变得一无所有。猪肉也不能卖了，因为国家在搞统一生产。
他之前抽鸦片烟染了一身的病，后来虽然戒了，可是身体已经大不如前，再经过土改这个打击，他受了气，土改政策实行一个月后，他就死了。
土改把曾爷爷家从富裕的地主家族，变成了平民百姓。
不过我爷爷娶的小房，却早已成为板上钉钉的事情。
女方家想要退婚，也已经来不及，因为那是爷爷的小房，已经怀了我大伯。
再说，那时候的道德观念和现在不一样，那时候农村的女人，讲究的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，我亲奶奶也不想退婚。
葬了我曾爷爷之后，我爷爷家就分家了，那时候家里本来就没多少家当了，再一分，我爷爷就变得更穷。
只分到了村中几块屋地，没建造房屋的那种。好在我爷爷后来咬牙省钱，都将这几块屋地建成了瓦屋，后来一大家子，才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。
农村有个很奇怪的现象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，那就是越穷生越多。
所以家道没落之后，我爷爷和我大奶奶，亲奶奶，就接连生娃。
和我大奶奶生了八个，和我亲奶奶生了四个。
我亲奶奶生的四个，分别是我大伯，我爸，我三叔，以及我姑姑。
而大奶奶生的八个，年龄都我爸，我三叔，我姑姑要大。
我爸教我们后生仔，称呼大奶奶那一脉的人，男的只需要在名字后面加一个伯字就行，女的在名字后面加一个姑字就行。
这样称呼很生疏，很有距离感。
就比如，我大奶奶生的最大的儿子，叫朱玉样，我就叫他阿样伯，我大奶奶生的最大的女儿，朱芳茶，我就叫她阿茶姑。
也不知道是习俗本该这样称呼，还是我爸爸对他们那一脉，心中的积怨所致，才会特意去疏远他们。
至于是什么积怨，那就得说回这一年，1983年的年底。
那时候我三叔刚跟着朱光庆出去捞偏，年底回来。
因为我爷爷死的时候，并没有分家，所以这次趁着过年，大家都回来了，就聚一起，商量分家。
那时候我大伯已经搬到佛冈，我爸去叫他回来，他直摇头，说不用分他的了，他在广州做生意，赚了点钱，在佛冈买了块地，建了楼房，现在住在那边，自然也就不再想念这山旮旯里面的东西。
毕竟这么大一个家子，十几兄弟，要分家，能分到多少？
我三叔回来之后，并没有对大家说起，他跟着朱光庆去韶关赚了大钱，身上有三千多块钱。
一是因为他不想传出去，怕传到朱光庆耳朵里，二是因为他想给这个家一个惊喜。
回来的时候，他还想着，将这些钱拿出来，给大家建造几间像样的瓦房。
因为那时候我爷爷留下的几间土房子，早已经破旧不堪，好几间还已经坍塌，只剩下一个围楼，大奶奶那一脉的四个兄弟，四家人，住在那围楼里面，我爸单身一个人，住在外面一间瓦房，自己煮。其余的几个兄弟姐妹，嫁走的嫁走，出去打工的出去打工。
那时候这一大家子，真的穷到了极致，只能勒紧裤腰带生活，几家人挤在一起，穷日子过久了，妯娌间的矛盾必然就会爆发。
我那大奶奶生的叔伯兄弟，在我爷爷死了不到两个月之后，就开始吵着要分家。
于是，这一晚，年二十九，他们将我爸，我三叔，叫了过去，商量分家的事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