辜徐行一惊，定神看去，只见她手上拎着一个注满了水的红色塑料袋，里面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动。
“都是什么呀？”徐曼眼尖，立马发现那袋子不对劲，快步上前抢过袋子打开一看，当场叫了起来，“螃蟹？”
只见厚厚的袋子里装了十几只大大小小的河蟹，一个个正横着身子往上爬。
辜徐行一怔，脑中像有一道光闪过，一下子全明白了。一股难以言喻的情绪在他心里翻滚着，他缓缓垂头，目光对上那双清澈如水的眼睛，那里面写满了一个孩子童稚的热望。
“你弄这个东西来干什么？”徐曼一把拧紧袋子，嫌恶地问。
以沫低低地说：“你昨天说哥哥喜欢吃。”
“天啦，大闸蟹不是……”
“妈。”辜徐行忽然打断徐曼的话，伸手接过袋子。
顿了顿，他转向以沫说：“东西我收到了，你……回去吧。”
“嗯。”
以沫老老实实地转身往门外走去，像是想到什么，她忽然回过头朝辜徐行露出一个极欢快的笑，那笑容像一道闪亮的光，只一闪，便随着她消失在远处的黑暗里。
辜徐行目注于她在水泥地板上留下的，湿漉漉的鞋印，清冷的眼里终究还是糅进了些许暖意。
后来，辜徐行将那些蟹养在了自家的鱼池里。而以沫则很不幸地被徐曼说中，结结实实地感了一场冒，直到十月才渐渐好了。
上学后，以沫之所以不再缠辜徐行，并非是对他的兴头过去了，而是因为她被学校这个“小社会”弄得焦头烂额、自顾不暇。
小学是中国孩子融入社会的第一步，在没有上小学之前，孩子永远都觉得这个世界是大的、是美的、是单纯的。但是当他们入学之后，成人世界里该有的一切复杂规则，会慢慢颠覆他们的世界观。
刚读小一的以沫渐渐发现，原来孩子和孩子之间是不一样的，比如某个孩子用得起高档文具盒，吃得起外国糖果，他就会很受欢迎；某个孩子学习成绩好，他就会格外受老师喜欢；某个孩子的爸爸是军官，那么他就可以坐小车来上学，走路的时候还可以把头昂得高高的。
她的世界里多了很多新规则：上课听讲要把手背在后面，中午一定要午睡，上课的时候一定不能看外面……如果做不到这些，她就得不到老师发的小红花，然后就会理所当然地变成一个差生。
以沫一点都不稀罕那种小红花，但没有小红花的后果是，班上的女孩子都不愿意跟她玩，体育课做游戏的时候，她也找不到对家。别的孩子在放学后，总能三五成群地回家，但是她永远只能孤零零的一个人走。
因此，以沫陷入了人生最初的恐惧中——没人玩、没人理睬。
为了打破这种恐惧，以沫试着往女同学堆里钻，向那些人缘好的同学靠拢。渐渐的，她也有了些在大型游戏里跑龙套的机会。比如，当一群人玩跳皮筋时，她就要扮演牵着皮筋的树，一站站到游戏结束；当另外一群人玩丢沙包时，以沫又成了专门负责捡沙包的跑腿。
放学回到军区大院后，她的境遇也并不比在学校时好。
军区大院里的孩子比外面的孩子更加会玩，却更加势利，别看他们小，但是谁家里有大内参，谁家大人几杠几星，谁在学校考前几名，谁打架是最厉害的，个个门儿清。
往往一个小团体里有某部长的儿子，也有司机的儿子，大家虽然在一起玩，但是司机的儿子就基本上没资格插话。
以沫所在的那个小团体里，头脑人物是后勤部副部长的儿子，这个叫王宗远的男孩和以沫同岁，个子虽比普通女孩还小一些，但是行事非常霸道骄横。一帮孩子玩什么，怎么玩都得由他定，他有权对团体里的孩子发号施令，而那些孩子则有义务被他呼之则来，挥之则去。
以沫是那个小团体里最小的小角色，理所应当地成了被欺负的对象，不但要装树、捡沙包、还要负责演坏人，最后被好人踩在脚下枪毙。
偏偏王宗远还特喜欢玩抓坏人的游戏，他最得意的时刻，就是把以沫踩在脚下，然后义正词严地学电影主角说一句“我代表党，代表人民，宣判你的死刑”。这时，小孩子们都会看着狼狈的以沫，爆发出一阵大笑。
那时候，以沫还不知道她其实是被欺负了。她反倒以为别人笑她，就是喜欢她的表现。直到那个星期天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