孙继东将手上的文件袋拆开，让钱二喜自己看。
钱二喜一开始就随便看看，看到后面抬头看了一眼孙继东，然后低着头继续看。看完了后，文件塞了回去，他又抿了一口酒，吃了几口菜。放下筷子：“东子，你这是这小流氓得罪你了？”
孙继东‘嗯’了一声，手上的筷子没停。
“行吧。”钱二喜也不废话，将文件袋放进了自己的公文包：“你工作都做的这么细了，就是一句话的事情况且也是为民除害了——正好，这小子在咱们派出所，处理起来也容易。”
文件袋里面的东西都和一个人有关。
杨真这个名字没有多少人知道，但是他的外号要知名很多，他就是鹞子。
说起来，他们这些能在城内一片区域戳住的顽主，基本上都是有底子的！不同于城外大院儿的顽主，城里的顽主在行事作风上更凶残一些。能被抬起来的，基本都能拿刀子戳人。
没有这股狠劲儿，估计也立不住。
要说十个里面有十个戳过人，这不敢说，但要说十个里面有九个，那就很肯定了。
戳人不代表杀人，但这事儿也不小了！如果事情还得不到苦主的谅解，即使是未成年人，进去个几年是很正常的——如果情节恶劣，十几年也不奇怪！
当然，这一切的前提是，警察知道这件事，注意到这件事，有精力去管这件事。而现实是，如果不是当场被抓住，又或者事情实在闹的大，很多群架中的冲突，是很难找到犯事的孩子的。
这个时候的警察，人少事多，很多时候只能优先一些事，而将另一些事排在次级位置。
孙继东跑了一天，就确定了一件事，那就是鹞子和一件恶性抢劫事件有关。当时没抓住人，而在这件事中他用到了刀，还捅伤了一老年人。
“没看出来，东子你还挺有搞刑侦的天分的。”和孙继东碰了下杯，钱二喜也是有感而发。他当然不知道孙继东收集这些只花了一天时间，但不管怎么说，能弄出这个来，就说明他的本事了。
孙继东什么都没说，他也没法解释——1973年后转业，他进了派出所工作，做的是刑侦这方面的工作，这对于他来说也算是本职。
喝到后面，越来越放松，钱二喜笑着道：“实在想不通，这小流氓怎么得罪你了。他犯的这事儿可不算小，就算还没成年，才十七岁哦，犯事儿的时候更小，才十五六岁，那也得劳改！三四年轻的，重一些就是五六年七八年！如果余刑长，说不定还会转送到监狱里去！”
青少年犯罪，不会送监狱，而是送到劳改所。劳改所和监狱都是劳改，但是两者在很多方面都有不同。相对而言，劳改所可比监狱舒服多了，里面的人减刑什么的也容易。
但有一些人犯案的时间比较靠后，接近于成年，而又不是成年，就会出现劳改所转交监狱的情况。但如果余刑时间不长，超出成年不多，又表现良好，这种情况下，就算成年了，劳改所也可能不转交。
但是看这小流氓的年龄，再看看可能的判刑时间，怎么都免不了监狱走一遭了。
见孙继东依旧不说话，钱二喜自己拍了拍自己的额头：“看我这话说的，你都来求我这事儿了，肯定比我清楚。”
回头又几天，临时关在派出所的‘鹞子’被提了出来，并不和他那一帮孩子在一起。
“这都查明白了？抢劫案真是那小流氓？”钱二喜向同事打听。
“查明白了，人家受害人都来了解过了——对了，小钱，这不是你找到的资料么？怎么，你不清楚？”同事一边整理表格，一边和钱二喜交接工作。
“没有没有，是一热心群众举报的，不然我哪知道这事儿啊！我原来都不认识这小流氓。”说到这里，钱二喜又打听：“那小流氓送哪儿去，几年啊？”
“清河农场，说是六年表现好或许减点儿吧。”
最近的墙根边儿上是两位喊大天的大妈，都是一色‘妇救会主任头’，耳后用两枚半拃长的黑色发卡别住。身上穿着一看就知道是家里缝制的棉袄，虽说天儿不算冷，但年纪大了怕得病，往往都提前上身了。
其中一个正对着毛思嘉这边，见毛思嘉从他们那院儿里出来，立刻搭了句：“哎，思嘉出门买东西啊？”
问是这么问，其实并无多少问的意思，眼睛已经瞟到思嘉拉着的童车，和童车上搭着的麻袋了。
毛思嘉点点头，细声细气道：“李奶奶好！我这是——我家要买白薯。”
“哦——”李奶奶笑着点点头，又闲说了几句，到底没继续，人家有正事儿呢！
现在是一天的上午十点钟，上班的去上班了，中午饭又还没有开始做，胡同相对清闲。就是这清闲时候，胡同的窄巷子是最好玩儿的。
不止有没工作的、有工作的但就在居委会的大爷大妈，还有小孩子。自从去年开始‘停课闹革命’，小孩子不用去学校了，自然就到家门口闹——大孩子不稀得这个，家长对他们的管束少，他们玩儿的东西也多，早和小伙伴到处犯坏去了。
“有破鞋换洋火！”
“磨剪子磨刀，磨老太太后腰！”
“马兰开花二十一，二八二五六”
路过俩抻皮筋的小姑娘，口中帮着小伙伴念‘马兰开花’的童谣。小男孩要么唱顺口溜，要么拿着木头玩具枪玩游戏。还有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大爷，身上补丁撂补丁，做破鞋换火柴的生意。
1967年，肯定是不许私人做生意的。但这种比无产阶级还无产阶级的老人家以物换物，基本上不会有人上纲上线，默认这和捡破烂儿的差不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