于是手往后背，撑着墙根缓缓站起身来。
人群不自主地往后撤了一步。
我试了试迈开脚步，每走一步就有一股钻心的疼痛袭来，真可以说是痛彻心扉。
没走出几步，我的两条腿开始发飘，软得跟面条似的，完全支撑不住自己的身体了，扶着墙的手也开始颤抖，浑身上下止不住打哆嗦，身不由己地再一次坐了下去。
三月底的天津城，春风已渐和煦，如鹅毛一般暖暖地在人脸上拂过，我却感觉到从心里往外的寒冷，冷得我直打寒颤，嗓子眼儿里黏黏的、干干的，渴得无法忍受。
我无力地瘫在地上，望着离我十几步之外的人们，分明是光天化日，我眼前的景物与人群却越来越暗，无论如何也看不清楚，一阵阵的恐惧涌上心头。
我想我可能够呛了，脑袋昏昏沉沉地困意渐浓，使尽最后一点力气向众人伸出手，张了张口，可是一个字也说不出，旋即失去了意识，恍恍惚惚中似乎有人在推我的肩膀，还有人冲我喊叫着：“你别闭眼啊！千万不能睡着了！”
仿佛睡了一个大觉，连梦都没做，当我再次睁开眼的时候，看见了雪白的天花板，看见了头上的吊瓶，随后又看见了自己的亲属，以及一顶顶蓝色的大沿帽。
我的意识也在一刹那间恢复了——得救了！我还活着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依旧觉得口干舌燥，我舔了舔嘴唇，张着嘴说不出话。
老娘眼里噙着泪摇摇头，俯下身子在我耳边说：“大夫说了先不能喝水，再忍会儿吧！”
我无奈地点了一下头。
很快有大夫过来查看我的情况，从床头拿下病例记录着什么，随后对围着我的那些人说：“他需要静养，你们都出去吧。”
众人只得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病房，大夫也走了。
整个病房除了仪器里传出微弱的“嘀嘀”声外，不再有任何动静。
呛人的来苏水味儿，一阵阵地刺激着我的嗅觉神经。
我努力追忆着事情的经过脉络，一想到刚清醒时见到的大沿帽，心头登时一沉：“我靠，我怎么和他们说呢？”
由于是刀伤，派出所已经立案了，因此我被“幸运”
地关照，得以从重症病房转入一个单间治疗。
就这么躺了两天，身上的伤口仍在隐隐作痛之外，“元神”
则已恢复如初，一次大难不死换来了短暂的安宁。
我从家人的叙述中得知，那天我在板桥胡同里昏死过去之后，围观人群中有几个胆大的，上前观察了一番，发觉我还没彻底死透，至少还在喘气，便七手八脚地把我抬到西门里大街上，截下一辆刚从垃圾装运站卸完载儿的大解放汽车，直接将我送到了公安医院。
您瞧我这命，都他妈濒临死亡了，才混上一辆运送垃圾的专车。
如果不是在那个时代，如果不是那些住在胡同大杂院里，平常说东道西传老婆舌头、自身利益受损时撒泼打滚儿坐地炮的大老娘们儿；成天仨饱俩倒混日子、胡骂乱卷的大老爷们儿，在关键时刻仗义出手，我肯定会在那个初春的下午血尽人亡，早早地去阎王殿上报道了。
这就是生活在咱老天津卫胡同中的人们，貌似举止粗俗、贫嘴呱舌，但是古道热肠，有板有眼。
赶到节骨眼儿上，真没几个尿海的孬种，一个个嘴里数落着你骂着你，手里却办着可以挽回你一条命的事儿，这就是咱们身边的，也许你都没拿正眼看过的，平常对他们爱答不理的街坊四邻——家门口子！
再说说伤情吧，由脚脖子往上，脚踝、腿肚子、大腿根儿、屁股蛋子，一直到腰部，有深有浅有大有小，一共二十一处伤口，也就是说捅在身上的有二十一刀，全集中在腰部以下，万幸没有伤及筋骨和大动脉，都是皮肉之伤，保住了我的脚筋。
也搭着前一阵子我断断续续受过几次伤，这一次又险些被老哑巴捅成筛子，留的血太多了，造成了创伤性贫血，需要输血输蛋白，也就这样治疗了一个多星期。
在此期间，帽花不断地来做笔录调查，我咬定了自己当天喝大了，半路遇上这几个人，打我的人我一概不认识，一次次将调查对付过去，再后来派出所也就不到医院调查了。
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那天的情形跟过电影一样，一幕幕在我眼前晃悠。
每当伤口隐隐作痛，我就忍不住暗骂：“靠！老哑巴我还真就看不起你了，口口声声地报号西头老哑巴，堵着我走单儿，四个人打我一个，还是在我手无寸铁的情况下！当初我在南项胡同拍你的帽子，虽然也是以多欺少，我可没动你一根寒毛！你老哑巴要是真够杠儿，咱俩可以定事儿，双方各带人马，找地方了一了咱的过节儿，要么一个对一个单剔，看谁把谁办了！你趁我不备下黑手是吗？你给我等着，等我缓过劲儿来的，你不捅了我二十一刀吗？我必定以两倍的数目奉还于你，四十二刀！绝对是一刀不多一刀不少地还给你，你没挑了我的大筋，说不定你老哑巴的大筋就得让我挑了，我让你一辈子耷拉着脑袋。
我只认一句话，那就是一人投命，万夫足惧……”